在日本，土地资源的稀缺性长期以来驱动着农业向集约化发展，为了最大化单位面积的粮食产出，化学农药和肥料的使用曾是普遍选择。然而，这种模式也带来了日益严峻的环境压力，促使日本社会将目光投向更可持续的农业发展路径，旨在保护土壤、水源、生物多样性乃至整个农村生态系统的健康。随着公众对食品安全和农药残留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更为安全、环境友好的生物农药逐渐成为农民和消费者的共同期待。

为响应这一趋势，日本政府于2021年推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绿色食品体系战略”。该战略与欧洲的“从农场到餐桌”计划异曲同工，设立了宏伟目标：到2050年，将化学农药的风险加权使用量削减50%，并把有机农业的覆盖面积扩大到100万公顷，这相当于日本总农田面积的四分之一。该战略的核心是通过一系列创新措施，如推广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优化农药施用技术和开发新型替代品，来增强农业生产的韧性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一宏大蓝图中，生物农药被视为实践IPM理念、替代化学农药的关键工具之一。
一、 日本对生物农药的独特界定与管理
在全球范围内，生物农药通常是一个广义概念，泛指来源于生物资源的农用制剂。然而，日本在实际的农药管理中，对“生物农药”的定义采取了更为严格和狭义的标准。根据其法规，日本的生物农药特指那些以“生物活体”为有效成分的产品。这主要包括用于防治病虫害的拮抗微生物、昆虫病原微生物、昆虫寄生线虫以及捕食性或寄生性节肢动物（即天敌）。
这一精准的定义意味着，许多在国际上被归为生物农药的生物源物质，如植物提取物、信息素、农用抗生素以及矿物油等，在日本虽然也被登记和使用，但它们被划归为另一类别，并不属于官方定义的“生物农药”范畴。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这一分类，下表（表1）详细列举了在日本登记、但不属于官方“生物农药”范畴的各类生物源物质农药。

表1 在日本登记的生物源物质农药品种与分类

a 基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物源物质农药分类；b 英文信息素的名称由“害虫名片段+（特征词+）lure”构成；c梅花鹿驱避剂。
尽管在法规上有所区分，但在推广有机农业时，官方定义的生物农药和一部分经批准的生物源物质农药都被视为绿色生产的重要工具。日本农林水产省发布的**《有机种植投入物清单》**就体现了这种实用主义。如表2所示，该清单不仅涵盖了所有官方定义的生物农药，还囊括了多种经批准的植物源、矿物源及生物化学农药，它们共同构成了日本有机农业标准（JAS）认证农产品的可用工具箱。这些产品大多可豁免制定每日允许摄入量（ADI）和最大残留限量（MRL）。

表2 日本2022年新发布的《有机种植投入物清单》中的农药品种

a 自除虫菊提取的；b 用作展着剂的；c 用于农业害虫防治的；d 用于贮藏设施的；e 用于防止铜制剂药害的；f 用于捕虫器的；g 用于波尔多液配制的。 二、 日本生物农药的登记与应用概览

作为生物农药研发与应用的先行者，日本已建立起一套成熟的登记管理体系。截至202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共有99种有效的生物农药制剂在册，这些制剂源于47种不同的活性成分（均为生物活体），约占日本所有注册农药活性成分总数的8.5%。

从应用领域来看，这些生物农药的用途高度集中：其中35种成分用于杀虫（包括2种杀线虫剂），12种用于杀菌。目前，尚无登记用于除草等其他用途的生物活体农药。

天敌生物农药的应用

在所有生物农药中，天敌生物占据了重要地位，共有22种活性成分获得登记。这些天敌产品依据其作用方式可分为三类：

1.捕食性昆虫与螨类：直接捕食害虫，如瓢虫、草蛉和多种捕食性螨。

2.寄生性昆虫：将卵产在害虫体内，其幼虫以寄主为食，最终导致害虫死亡，如各种寄生蜂。

这些天敌产品在现代农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温室蔬菜、花卉和果树等集约化生产环境中。它们被广泛用于防治蚜虫、粉虱、蓟马、潜叶蝇和红蜘蛛等常见害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生物农药登记名录是动态变化的，部分早期登记的天敌生物产品（如胡瓜钝绥螨、东亚小花蝽等）因未续期而失效，反映了市场和技术的持续迭代。